中国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，它的开始出现就不同凡响。茶一开始，就为有眼光的政治家或统治者所赏识，他们提出“以茶养廉”，对抗“奢侈腐败”之风。

　　 据《晋书》记载，西晋南北朝时，帝王贵族聚敛成 风，奢侈盛行，有的每天饮食费高达一万钱（相当于一个普通百姓家二三年的费用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提出“以茶养廉”的主张，以此对抗奢侈之风。一批“清茶一杯”，以茶代酒的廉政之士因而脱颖而出。

《茶经》和《晋书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东晋时，陆纳任吴兴太守，他为官清正廉明，品德端庄。一天，原有功于国家的骠骑将军谢安，退居后途经吴兴，登门拜访友好陆纳。朋友久别相逢，很是高兴。陆纳叫管家按惯例“清茶一杯”准备招待谢安。管家陆淑深知老爷与谢的关系非同一般，觉得“清茶一杯”太寒酸，便自作主张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宴。谢安感到意外。宴后谢安说，我当大将军大司徒时，到贵府你都是“清茶一杯”，时过境迁，老兄怎也学了官场上的客套了？陆纳尴尬地说，惭愧！惭愧！这虽不是我的本意，却是我的家教不严之过。送走谢安，陆纳即召集家人，当众怒斥侄儿陆淑自作主张，违反规定，玷污他的一贯清廉，毫不留情地责打陆淑四十大板，以儆效尤。

　　 陆纳的高风亮节，被人传为千古佳话。饮茶已不仅仅是解渴、提神、保健、治病，茶开始产生它的社会功能，进入了社会的精神领域，使茶文化上升到了一个高度。此后，“以茶代酒”、“以茶养廉”一直成为明智人士的廉政优良传统，茶话会，茶拜会与廉政建设紧紧相连，古传下来。如今，每逢新春佳节，一些部门、单位都会举行茶话会，茶拜会，这不能不说是古人留传下来的良风，茶的文化在今天的反腐倡廉中更加光辉灿烂，更加迷人。以茶养廉，比之新论“高薪养廉”，更显茶的高雅与风格。

　　唐代饮茶风日炽，上自权贵，下至百姓，皆崇尚茶当酒。茶宴的正式记载见于中唐，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，天宝十年(751)进士，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，地点选在竹林，但不像“竹林七贤”

　　那样狂饮，而是以茶代酒，所以能聚首畅谈，洗净尘心，在蝉鸣声中谈到夕阳西下。钱起为记此盛事，写下一首《与赵莒茶宴》

　　诗云：“竹下忘言对紫茶，全胜羽客醉流霞。尘心洗尽兴难尽，一树蝉声片影斜。”

　　宋代饮茶风较唐代尤盛，茶宴遍行朝野，君王有曲宴点茶畅饮之例，百姓有茶宴品茗斗试之举。宋朝一建立，便在宫廷兴起饮茶风尚，历代皇帝皆有嗜茶之好。宋太宗造龙凤茶，以别庶饮。官家设御焙、官焙；民间有茶坊、茶铺。茶宴之风盛行，与最高统治者嗜茶是分不开的。尤其是徽宗赵佶对茶颇有讲究，以建州北苑贡茶为背景撰写《大观茶论》，亲手烹茶赐宴群臣；蔡京在《延福宫曲宴记》写道：“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，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。上命近侍取茶具，亲手注汤击指拂，少顷白乳浮盏面，如疏星淡月，顾诸臣曰：此自布茶。饮毕皆顿首谢”。当时，武夷山一些寺院流行“茶宴”，一些名流学者，往往慕名前往。朱熹居五夫，常与友人赴开善寺茶宴，与住持圆悟交往甚笃，经常品茶吟哦，谈经论佛。圆悟圆寂，朱熹唁诗有：“一别人间万事空，焚香瀹茗恨相逢。”

　　朱熹在武夷创建武夷精舍，蛰居武夷，著书立说，以茶会友，以茶论道，以茶穷理，常与友人学者，以茶代酒，或宴于泉边，或宴竹林或宴岩亭，或宴溪畔。“仙翁留灶石，宛在水中央。饮罢方舟去，茶烟袅细香。”

　　茶宴以禅林茶宴最有代表性的，当属径山寺茶宴最有影响。径山寺在今浙江省余杭市境，那里山明水秀，是品茗佳处，旅游胜地。山中径山寺建于唐代，每年春季都要举行茶宴，自唐以来，径山境会亭茶宴形成一套颇为讲究的茶宴礼仪。南宋开庆元年(1259)日本高僧南浦昭明禅师来径山寺求佛法，前后五年学成回国，将径山寺茶宴仪式传到日本，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“以茶论道”的当今“日本茶道”。

　　古代茶宴因客而异，分品茗会、茶果宴、分茶宴三种。品茗会纯粹品茶，以招待社会贤达名流为主；茶果宴，品茶并佐以茶果，以亲朋故旧相聚为宜；分茶宴，才是真正的茶宴，除品茶之外，辅以茶食。茶宴之道，追求清俭朴实，淡雅逸越，以清俭淡雅为主旨，展示人们希冀和平与安定的心愿。

　　茶宴符合中华民族俭朴的美德，具有待客交谊之功，又能明志清神，修德养性。久而久之，由茶宴、茶会、茶话演化而成今日的茶话会。它的释义可以说是“用茶与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性聚会”。茶话会以其简朴无华而风行全国。以茶养廉、反对奢侈，反腐倡廉，乃俭德之风。此风传到国外，受到广泛的欢迎，被誉为“茶杯和茶壶精神”。这足以说明，中国茶文化仍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